父亲的180枚老邮票

　　我父亲叫王博文，1900年（也就是发生“八国联军”、“庚子赔款”事件的光绪二十六年）生于河北满城县东营村。他83岁高龄病故，虽务农一生，但像他那样学历不高却又知书达理的人，在农村实不多见。

　　父亲集邮是在教堂做工时受外籍教士胡本德的影响。胡本德喜狩猎，制作了不少动物标本用于普及生动知识，写有飞禽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给标本填卡片、做标签时，少不了让我父亲打下手。集邮是胡本德的业余爱好。他国内外通信较多，便将邮票一一积攒，余暇时分门别类、揣摩整理。父亲见他对此有这么大的兴趣，也好奇于邮票的奥秘。胡本德便主动教我父亲集邮，零星讲解邮票的历史、作用、鉴赏方法和收藏意义，有时把多余的邮票送我父亲几枚，父亲便用当时很先进的活页本夹好。他逐渐懂得这方寸之间的博大精深，从此痴迷于此，几十年矢志不渝。我们六个姐妹一个哥哥，吃粗粮穿粗布，还要上学，也挡不住他集邮。我十来岁时跟父亲拉车去县城卖白菜，卖得几块钱；路过邮局，他就让我看车，自己进去买上几枚邮票，小心揣回家。遇到天气不好不能下地时，他便把手洗净，擦净炕桌，再从立橱最上层取出装邮册的蓝布书包，打开邮册，用小镊子细心整理，一枚枚包上玻璃纸。有时他还给我讲外国邮票上英文的中文含义，讲黄花岗七十三烈士，讲中国邮政的发展过程，他对我说：“一张邮票就是一段历史。”遇到我不认识的字，他熟练地翻天字典一一讲解，不厌其烦。“活到老、学到老”经常挂在他嘴边，这既是他自己的实践，也是对我们的教育。到“文革”前，他的邮票已有五大本、一千多枚。那时如果评选“农民集邮家”，我父亲应该榜上有名。

　　可惜的是，父亲的邮票在“文革”中竟也遭到万劫不复的厄运。村里造反派知道我父亲早年在教堂做过事，也有人见过他那几大本花花绿绿的“旧玩意儿”，便整日用高音喇叭大呼小叫，又是“坦白”又是“限期”，还“否则”如何如何。那些天父亲思想斗争激烈：让儿女们帮助保存邮票，很怕连累他们；藏在家里，又怕被搜出来“罪加一等”。思来想去，他作出了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在一个寒冷的深夜，他把大部分邮票投进燃烧的炕洞，又续一把柴……随着他泪水的潸然而下，大半生的心血和精神寄托化作青烟缕缕……从此我们明显地感到，他话少了，眼神常常发呆，动作也一天天迟钝起来。

　　不幸之幸的是，父亲竞暗自保留了180枚他认为“没问题”的邮票。大致有：民国孙中山像及七十二烈士像邮票，其中有改值、限贴多枚；民国帆船票、航空票；边区票（毛泽东像票）；中华邮政改值、限贴票；新中国发行的“十月革命”、“中苏友好”、“列宁”、“伟大的祖国”、“康藏”、“青藏公路”、“支持古巴”等；还有1941年11月25日上海邮政管理局集邮处给我父亲邮寄的4套邮票的公事笺一张。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觉得我是搞档案的，我丈夫也是文化人，便将这180枚老邮票亲手交给我们珍藏。我们还借来数年的《集邮》合订本，参照着反复揣摩这劫后余生的“传世人物”，从中得到很多很多……现在，我的女儿也在集邮，但愿她的集邮道路上，没有一点辛酸。

《集邮》王爱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