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撑起我生命的绿荫

　　我是一个失去整条右腿并腰椎骨断裂了的残疾人。20多年来，我从上小学时就开始喜爱上的集邮爱好，给我以极大的激励。一枚枚五彩缤纷的邮票，给我战胜伤残病毒的力量，撑起了我生命的一片浓浓绿荫。

　　还在西子湖畔上小学时，我就迷恋上了那一枚枚邮票。那一年，我曾在一枚印有祖冲之头像邮票下方的文字说明的启发下，背育出了圆周率的密率。小学毕业那年，我根据收集到的一枚印有奥斯特洛夫斯基头像的苏联邮票写了一篇题为“一枚邮票的启迪”作文，被编进《杭州市优秀小学生作文集》一书中。上中学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的集邮小组，并作为杭州市中学生代表，在西子湖畔的少年宫和外宾联欢时，向外宾赠送过《伟大的祖国》、《黄山风景》、《金鱼》等邮票。

　　上山下乡，我离开了杭州，到一个沿海小乡村插队。在昏暗的油灯下、在围海造田工地低矮的工棚里，我从杭州带去的一本本邮册中的邮票，伴随着我度过了那段艰苦而难忘的岁月。

　　70年代初，我被抽调到了大山深处的宁海煤矿工作。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夜，一辆装满煤块的矿车在我前方突然出轨，并向着价值昂贵的电缆配电箱撞去。如一旦相撞后停电翻车，并下工友们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在这危急关头，我一边向井口大喊“出轨啦，快停车”，一边冲过去，用全身力气将出轨的矿车顶向安全地带。上吨重的矿车居然在瞬间被我顶翻了，但大大小小的煤块随即淹被了我的身驱。

　　所幸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失去右腿，医生用钢条固定住我折断的右腿。但不久，又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一辆失控的拖拉机，突然冲上人行道，将我地条用钢条固定的右腿顶在墙上，碾成粉碎。那一年，我刚27岁。

　　伤痕累累的我躺在病床上，泪水模糊了双眼。这时，宁海县的领导来医院探望我，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到我的手中。打开这本我曾熟读过的名著，凝望着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刚毅的面容，我又想起了上小学时以奥斯特洛夫斯基头像邮票写的那篇获奖作文。于是，我让新婚才一年的妻子从医院赶回家中，为我取来了几本集邮册。

　　我打开邮册，在学校、在农村、在煤矿时我精心收集的那些印有中外地人残疾名人形象的方寸邮票，又一次深深地震动着我受伤的心田。我想，在生命的磨难中，我应该像他们一样，选择坚强。于是，我将邮册中这些有残疾名人形象的邮票挑选出来，在病床上开始编排我的第一部邮集——《奋斗之歌》。

　　1980年春天，被病床禁锢了三年的我，终于重新站立起来。我拖着沉重的假肢，柱着双拐，又回到我魂牵梦萦的宁海土地上。在宁海工作的日子里，我和宁海县的集邮朋友们一起发起成立了宁海县最早的集邮组织——宁海县职工集邮小组。我在宁海工作时编排的一部题为《计划生育》的专题邮集，还参加了1983年的全国邮展。后来，这部荣获全国邮展银奖和浙江省优秀计划生育宣传作品一等奖的邮集，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赞，认为“用邮集宣传计划生育，是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又一创新”，并指示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浙江新闻图片社将该邮集印制成彩色图片，作为计划生育的宣传资料发行全国。我调至杭州工作后，兼任了浙江省邮协和残联的一些社会兼职职务。我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拖着沉重的假肢，先后到过浙江30多个市、县，在邮展征集员、评审员培训班上讲学，参加邮展评审、学术研讨等，并先后辅导了30多位集邮者编排参展邮集，这些邮集均在省市或全国性邮展上获过奖，有的还在国际以至世界邮展上获了高奖。1992年，我和杭州市的残疾朋友们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由肢残人、聋哑人、智残人亲属和残疾人事业工作者联合组成的残疾人集邮组织——杭州市残疾人集邮协会。我将杭州市四百多位和我一样饱经命运磨难的残疾朋友们紧紧凝聚在一起，通过征文、演讲、座谈、联谊、邮展等活动，提高了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我还和20多位残疾邮迷们一起，与浙江女子监狱女犯们进行了结对帮教，这一活动已整整坚持了8年。1994年，我和杭州的残疾人邮友们积极参与了在杭州举办的在我国以至世界上尚属首次的全国性残疾人邮展的筹备工作，受到国际集邮联主席加迪亚先生的高度赞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在杭州听取我关于该邮展成功举办的汇报时，高兴地说：“残疾人集邮，杭州开了一个好头。”

　　这些年来，我还先后组编了《现代通信》、《同一片阳光下》、《残疾人》等多部邮集，其中在中国首届残疾人邮展上获一等奖和在全国第二届职工邮展获多次的《残疾人》邮集，还被残联选为向建国50周年献礼的残疾人事业宣传作品，由华厦出版社改编为《平等·参与·共享——方寸世界里的残疾人》大型彩色邮集图册出版。业余时间，我还在国内外报刊上撰写了数百篇集邮文章，其中《张包子俊在最后的日子里》等9篇文章，曾分别在全国优秀集邮文章评选中获奖。

《中国集邮报》李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