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极地情缘

《集邮》金雷

　　我开始集邮是在大约5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刚从老家回到北京的父母身边，由于讲不好普通话，经常受到院子里小孩的嘲笑和欺负。生性倔强的我骂不过他们，只有用攀头回敬，打得这帮小家伙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到我家告状，我也没少挨父母的训斥。

　　父亲怕我再出去闯祸，就把我关在家中，让我看书；还时常从旧信封上剪下一些五颜六色的邮票给我玩，这就是我集邮的开始，可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叫集邮。

　　父亲是一名记者，经常在外奔波，非常辛苦。1984年中国派出了首次南极考察队，决定在南极洲建立自己的科学考察站，父亲作为一名随队记者一同前往。那时全国正在掀起一股“南极热”，我自然而然也受其传染，将收集的方向定位在南极，从此开始了我的极地邮缘。记得那时候，每当收到父亲从万里以外的南极寄来的书信，我都小心翼翼地把信封剪开，将信取出，与母亲一起读完后，再连同盖有南极纪念戳的信封珍藏起来。那时人们集邮，只收集邮票，几乎没有人注意收集实寄封。记得父亲从南极回来讲，一些队员从南极寄回的家信，信封上的邮票被剪下，而最有纪念意义的信封却被扔掉，那些队员肠子都悔青了。我父亲的家书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父亲九死一生从南极寄来的家书，在我看来特别有价值，特别珍贵。

　　后来我工作了，也成为一名记者，而且负责科技新闻的报道。渐渐地我也认识了许多到过南北极的科学家，比如，中国第一位完成地球南北极、青藏高原“三极”科学考察的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教授，中国首位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冰川学家秦大河教授，中国最早派到外国南极考察站工作的海洋物理学家董兆乾教授，中国首次南极长城站越冬队队长、地球物理学家颜其德教授等等，都曾送给我他们在南北极工作期间收集的纪念邮品。

　　还有一些科学家朋友，当他们知道我收集南北极专题的邮品时，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邮品送给了我。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是中国南极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多次到南极，长城站、中山站都留下他的足迹，而且出席南极项目的会议也非常多，收集到的南极专题邮品自然不少。他得知我也对南极邮品感兴趣时，就将自己手中的复品全部送给了我。

　　在我收集到的极地邮品中，有两件最为特别，一件是盖有日本南极考察戳记的纪念封，在封的左面粘着一个金属质地小企鹅。这枚纪念封是中国著名臭氧专家邹捍教授制作的，那年他乘坐日本极地破冰船“白濑”号，赴昭和站参加中日合作科学考察项目。在船上时他见别人拿着成打的信封去邮局盖章，便萌发了用空易拉罐制造企鹅图案，然后粘在自制的信封上的念头。据邹捍讲，他当时制作这枚信封的动机根本不是集邮，因为他本人从不集邮，而是认为日本人设计的南极纪念封太难看，一点儿美感也没有，决心气气他们。果然，当邹捍拿着这枚纪念封到邮局去盖戳时，引得日本队员们都想要。邹捍说：“我谁也没给，不然怎么能给你。”原来他只制作了一件。另一件邮品是一枚被水浸泡的智利南极首日封，这是好友仝来喜送给我的。来喜知道我喜欢收集南极的邮品，就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些他以前去南极时收集的纪念封、明信片送给我。不久，他作为中国第14次南极考察队员再次赴南极工作，特意为我收集了许多珍贵的邮品，其中就有这枚被水浸过的首日封。原来，在长城站工作期间，来喜抽空到智利站邮局为我盖戳、发信、买邮品；在返回的途中，天突然下起了雨，来喜连忙把首日封放进怀里，可还是未能幸免。现在，每当我看到这枚首日封，眼前就浮现出来喜在南极的雨中赶路的情景。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我终于也来到了南极，圆了自己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梦想。出发前，在欣喜之余，制作一批南极邮品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好友李近朱、刘迎春和李松阳的支持帮助下，2000套名为“南极大陆喜迎2000年”的纪念封和明信片终于赶制了出来。在千禧龙年到来的时候，我分别从南极智利站、澳大利亚站和中国“雪龙”号邮局，向长期以来支持我收集极地邮品的朋友们发出了问候，而这一行为又使我结下了更深的极地邮缘。

　　在长城站的21天中，我除了参加摄制组紧张的拍摄任务和站务劳动，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邮友寄发实寄封、到各站盖章。在乔治王岛上，目前共有10个国家的考察站，分别为中国、智利、俄罗斯、乌拉圭、韩国、波兰、巴西、阿根廷、秘鲁、美国。在纳尔逊岛上，捷克的民间组织建有一个基地，名为ECO BASE。乔治王岛的面积为2359.77平方公里，各国考察站比较分散，加上交通不便和地理原因，要将所有考察站的纪念章全部收齐是非常困难的。

　　在乔治王岛，真正意义上的邮局只有一家，那就是智利Frei总统基地的邮局。以前，苏联站、中国站、乌拉圭站、巴西站都设立有各自的邮局。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它在南极洲各处考察站中的邮局都失去了邮政的功能，只保留了纪念封、邮政日戳、邮票和纪念章供各国考察人员和游客加盖、收藏。俄罗斯别林斯高晋站站长奥列恩·萨哈罗夫告诉我，他们自己寄信也要到智利站的邮局去。乌拉圭站和巴西站以前的邮件都通过飞机带回国内分拣后再投寄，现在从国内飞来的航班减少，寄信也自然到智利站邮局；就是有个别信件赶上了自己国家的航班，也几乎没有南极的戳记，使集邮者以为是从乌拉圭或巴西某地寄出的。

　　乔治王岛唯一的邮局——智利南极Frei总统基地邮局是智利蓬塔阿雷纳斯邮政局的派出机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每半年轮换一次。我在那里遇到的营业员（或者称为“局长”），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名叫Raimundo Matulich Ulloa。不知他让谁把自己名字的中文发音写在一张白纸上，一有长城站的队员来，他就拿出来展示。不久，我们就都知道他叫诺蒙多·马特里奇·乌约尔。诺蒙多工作非常认真、热情，每次我到邮局发信，他都力争把每一枚邮戳盖得清晰，而且还经常帮助中国队员盖纪念章。有一次，我到邮局发信，他神秘地笑着问我：想不想盖智利Arturo Prat船长基地的纪念章？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他让我明天下午来。智利南极Arturo Prat船长基地位于南纬62度30分、西经59度41分的南设得兰群岛几十公里；如果没有飞机则很难到达那里，我根本就没指望能盖到那里的纪念章。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邮局，拿出一打信封和明信片，递给诺蒙多，问什么时候飞机去Arturo Prat船长站。他回答我说，不用到那里盖章。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纪念章，连同印油一起递给我。我一边盖章，一边听他向我讲述智利南极各科考站的概况：智利在南极的3个常年考察站分属海、空军，Arturo Prat船长基地和位于南极半岛西海岸的Bernado O'Higgins将军基地属于智利海军管辖，各基地的纪念章都是由蓬塔阿雷纳斯邮政局制发的。这枚纪念章就是由昨天的飞机带来的，明后天将会由直升机或双水獭飞机带到Arturo Prat船长基地去。听了诺蒙多的介绍，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

　　在长城站期间，站里经常收到世界各国集邮者寄来的信，他们都希望得到一枚中国南极考察的纪念邮品。站长吴金友知道我对极地邮品比较有研究，就让我来给这些发烧友们回信，如此一来，有几个极地收藏爱好者居然和我建立了交换关系，从而大大丰富了我的藏品。

　　中国南极中山站位于东南极大陆的拉斯曼丘陵，地理坐标为南纬69度22分24秒、东经76度22分40秒，与俄罗斯进步2站和澳大利亚度夏站Law基地相邻。这两个考察站上都没有真正的邮政设施，邮件的收发全部要依靠几十公里外的澳大利亚Davis站。一天，我询问来访的老吉姆，最近是否有Davis站的直升机过来，他告诉我明天就有一架。我试探地问，能否请飞机员在Davis站把我的信件寄出。老吉姆爽快地答应了。我连忙回房间取来50多封信交给他，并给他100澳币作为邮资。可是，老吉姆说什么也不收那100澳币，甚至有些发火，我只好送给他一些中国南极的邮票和纪念邮品。之后，老吉姆又详细地询问了盖戳的事项，比如，是否盖在正面，盖几枚，要哪一天的日期等等。由我的这批信封，老吉姆想到了中山站的全体队员。不久以后，中国队员都如愿寄出了信件，盖到了Davis站的纪念邮戳。

　　当中国第十六次南极考察结束的时候，我的手中又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南极收藏品。这是一张南极洲的地图，上面盖满了我从1999年12月3日由北京出发，至2000年4月5日到达上海期间所经过的城市、国家和各国南极考察站的戳记。它不但记录了我的行程，也讲述着我的极地邮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