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花维系两岸情

《集邮报》刘宗禹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我住的小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隆冬解放了。但局势并不稳定，小城在“拉锯”之中折腾了一年，学校统统“关门大吉”。其时，我正值初中毕业，顿时成了无书可读的游子，每天和最要好的同学郑培森到护城河洗澡、钓鱼、摘莲蓬，晚上轮番到一些同学家里挤大铺睡觉……真是“童稚儿郎不知悉”，个个像脱缰之马。

　　但老人们犯愁了，孩子们荒度时光不是办法。几经打听，闻说武汉有不少中原学校南迁过去，即决定送我们南下就学。在1948年深秋的一天，我们一行6人，每个人裤袋里、鞋底上藏了10来块“现大洋”，坐了烧火炭的汽车，颠了两天才到信阳！其时，我才15岁，何曾受过这种离乡背井之苦？不吃也不喝，又哭又闹要回家。大我三岁的郑培森只好为我找了一辆返程车，送我颠回小城了。我们从此一别就是40多年杳无音信。

　　1986年，我以“平反右派”的身份，被分配在河南省属一个单位主编一部省志。50多岁的人了，盛世修志，过的倒也是平静似水的日子。忽一天，却收到一封来自台北的信，封皮上一字不差地写着本人的“大名”。这就怪了，我没有亲人在台湾呀。拆开信，先看署名：郑培森，这位老兄还活着！

　　欣喜、欢乐、兴奋以及从来信中带来的遥远的回忆，一古脑涌上心头。蓦地，我发现信封上赫然贴着一枚《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票；恰在我案头的玻璃板下，也有一枚当年内地发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小型张！“数典不忘祖”，血浓于水呵，两岸都在怀念这位伟大的先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台湾邮票。

　　此后，便是两岸之间的频频书信往来。我们谈儿时的趣事，谈家乡的变化和人事的起伏沉落，也谈他40多年前与我在信阳一别后继续“在逃”的故事……

　　也就是在这每月的两三封信上，我看到了更多的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台湾邮票，诸如《韶华秋色图》、《庐山高》、《楚辞》、《如意》、《孔子》、《秋瑾》等，都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此时，我正在集邮。此时，我正在集邮。每当我看到这些邮票，便不禁思绪万千。两岸同胞毕竟是同宗同祖的炎黄子孙，连这小小的邮花，也都反映了两岸的骨肉亲情！“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能统一？何时才能让两岸的兄弟姐妹欢聚在一起啊？

　　1992年3月27日，我和郑培森终于相会了。阔别重逢，两位鬓发苍白的昔日挚友一时竟相对无言。促膝之间，郑培森从他的旅行袋里掏出了一个大纸袋，极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急忙打开一看，天啊，全是各式各样的台湾邮票！这可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不知怎样感谢才好。

　　从此，我年年月月都能收到郑培森寄来的台湾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