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生肖邮票是我建议发行的
——近访孙少颖先生

　金秋9月，《中国邮票史·第四卷》修改审定会在哈尔滨市太阳岛召开，会议期间该书主编孙少颖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在交谈中，他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集邮逸事，其中，首轮生肖邮票的发行还与孙老有着直接的关系呢。

　　在为读者叙述这件事情之前，先介绍一下孙老的简历：1948年，在原国家邮电部做劳资工作；1969年-1979年，在原国家邮政总局综合处工作；1979年-1985年，任原邮电部邮票设计室主任；1985年，任中国邮票博物馆馆长，直至退休。

　　1979年，孙老调任邮票设计室主任后，开始主管中国邮票的选题、设计，制定发行计划等工作。

　　受文革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集邮属于“文艺黑线”范畴，邮票的选题范围极其狭窄，大多是领导人的语录或题词，在艺术上少有创新。孙老到任后，决定把“邮票选题的拓展”和“邮票艺术的提高”作为邮票设计工作的重点。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首次将人物、植物、动物、建筑、风景等专题，纳入了邮票选题计划，此举得到了中宣部的支持，原国家邮电部党组也批准了他的邮票选题计划，从而为十二生肖进入中国邮票选题创造了条件。

　　1979年初，在香港国际邮展中，有日本、香港发行的生肖邮票展出，那时，内地集邮者大多还不知生肖邮票为何物。孙老琢磨，十二生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出现在中国邮票上，而且在设计上还应比外国的好。从此，要为中国发行生肖邮票的愿望就一直挂在他的心上。

　　一天，他去宋兴民（时任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局长）的办公室谈工作，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幅黄永玉的画，上面的黑猴煞是可爱。他建议，就用这个“猴”作为1980年生肖邮票的图案。宋兴民认为这个“猴”画得不太像猴，倒像个大猩猩，用在国家名片上不合适。孙老则认为，用雕刻版可以解决“不像”的问题，再用庄重的黑、红、金三色来装饰，能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外行人替代内行人下了决心”，宋兴民同意了孙老的意见。

　　当时已是1979年9月，离新年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孙老组织设计、雕刻、印刷三方面的人员进行紧急磋商，最终确定了“猴票”的设计方针，并要求印出来亮蓝、喜庆。

　　没有想到的是，在印刷时遇到了困难。以往的邮票每印出一版，是摞起来堆放，可以连续印刷，但由于“猴票”设计稿的主图是一片黑，在雕刻版上的凹处面积大，新印邮票吃的油墨多，一时不容易干，所以每印出一版都要平铺起来晾，撤走一版后，才能接着印下一版，又占地方，又费时间。另外，雕刻版容易造成油墨粘连，“猴票”的废品率非常高，达到了70%。原来计划发行800万枚，不得不调整到500万枚，实际上也只印出了400多万枚。

　“猴票”之后勤部，张仃画鸡，周令钊画狗，韩美林画猪，詹同画鼠，姚仲华画牛，都是孙老亲自组织设计、修改、定稿的。

　　1985年，孙老被调离邮票设计室，担任中国邮票博物馆首任馆长，从此再也没有参与中国邮票的设计和发行工作，但他确立的生肖邮票设计原则，却被继承了下来：每年换一个设计者，每年换一种颜色，追求生肖邮票风格的鑫样化。

　　《黑龙江邮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