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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研究

　　1973年，发行了一套多达12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其设计之精美，规格之庞大，至今仍不失为中国文物邮票的佳作之一。

　　那么，邮票的套名为什么要特别冠之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呢？它仅仅只是一个时段的标注吗？这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表述。众所周知，文革伊始，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在全国上下对历代文物古迹进行了大破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但“文革”十年期间，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多种政治力量此伏彼起，“大动乱”在文革的前期、中期和后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对文物的保护与破坏这个问题上。文革中期，由于林彪、江青阴谋集团在党内立足已稳，那种大规模的烧、砸、毁文物古迹的疯狂已经基本收场。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千方百计地与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集团进行抗争，力图把他们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坏文物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在文物战线上有不少同志克尽职守，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方设法为国家保存好新出土的文物，例如邮票上的“曾中游父方壶”和“长信宫灯”，就是在1966年7月和1968年7月比较混乱的时候，分别在湖北京山和河北满城出土的。1970年下半年，周总理安排流亡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并借机对各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保养。“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对文物和文化古迹的保护得到一定的恢复。但由于文革初期“打砸抢”的暴行在海内外留下极为恶劣的影响，国外的反华势力又千方百计地利用红卫兵的行为诋毁和攻击中国政府。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有关领导部门一方面极力回避文革初期红卫兵焚毁文物的暴行，另一方面又比较积极地向国内外特别是境外宣传“文化大革命是保护文物”的。当时屈指可数的几家外文报刊：多种外文版的《北京周报》、《中国画报》，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日文版的《人民中国》和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都不同程度地报道了中国保护文物的情况。与此同叶，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和邮电部都以《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为题，制作和发行纪录影片和邮票，可见这些都是当时统一部署的结果。无论是邮票的发行，还是电影的放映，一方面试图掩饰或淡化文革破坏文物的事实，另一方面客观上对宣传文物的保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导致全国上下大挖洞，客观上增加了文物出土的数量，例如邮票上的第六枚“铜奔马”等就是在“深挖洞”中出土的。而当时封闭的国家环境又把文物走私的可能性和文物的身价都降到了最低点，使得不少“文革”出土文物能安然无恙。

　　新华社为这套邮票发布的消息采取了这样的措辞：“邮电部决定于11月20日发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一套，共12枚。这套邮票选用了12种文物的图案，是我国近几年来发现的数万件精华历史文物的缩影。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该消息把“文化大革命”的字样排在了邮票票名的书号之外，多少折射出邓小平搞“整顿”的声威，流露了邮票发行部门和宣传部门正直的人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极“左”做法的不满。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留下了复杂的时代印记，如果用这套邮票来肯定文化大革命，那将是极为荒谬的。在这套邮票的背后，文化大革命仍在演绎着种种的倒行逆施。由于此间国家的法制遭到了肆无忌惮的践踏，尽管这些出土文物由于这样那样的因素得到发掘和暂时的保护，但文革中大多数文物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乎所有的文物研究被迫中断，博物馆的建设停滞不前，许多文化古迹被挤占和挪为他用……当我在欣赏这套邮票时，深感有责任有义务把它发行的时代背景告诉后来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