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政报》2006年6月16日刊登了江志伟先生《再说歙砚邮票的原地》一文（以下简称《再文》），2006年6月30日又发表了吕维邦先生《也谈歙砚邮票的原地》（以下简称《也文》），拜读后感觉其中表述有稍欠确当之处，江西婺源歙砚特作以下自述———

　　我真名叫“龙尾砚”，别号“歙砚”。因我成年后曾离乡别土，来到邻居歙县，出入于集贸市场和商店，因我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颇得文人墨客赏识，于是，众多文士不究我的真名实姓，既在歙县结识，何不驾轻就熟，嵌入一个“歙”字，为我另起名叫“歙砚”。孰不知，歙县乃我家族成员的集散地，并非我家族成员的生长地。《再文》所谓“在歙县精雕而成的砚台”之说，有悖于我“龙尾砚”的真实姓名。为此，特予更正。

　　我的祖祖辈辈世居江西省婺源县溪头乡龙尾山。至于我的家乡曾属安徽管辖，这已成为历史记载，而当代现实是我的家乡属江西省。取历史记载乎？取当代现实乎？两者取舍实乃常识性问题，读者自有选择。更何况，水有源，树有根，没有龙尾砚石，天上掉不下龙尾砚，我怎可数典忘祖。再者，不论是江西，还是安徽，我的出生地———婺源县溪头乡龙尾山属不可移动物质，任凭是最精彩的辩词也不可能改变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钢铁般的事实和大自然原貌。另外，《再文》所谓“婺源最后离开安徽、离开徽州，是在1949年的5月”，而这段文字与我国权威工具书，由江泽民题写书名、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缩印本《辞海》1337页“婺源”词条：“县名。在江西省东北部……原属安徽省，1934年划归江西省……”的记述也大有出入。

　　我的家乡———婺源县的秀美山水、丰饶大地孕育了我，家乡名师工匠的教诲雕琢使我茁壮成长，成长为一位深受文人学子喜爱的风流倜傥大丈夫。从此，豪门深宅、帝王宫殿，我出入自如。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元宗李璟（公元916年～公元961年），锐意翰墨，有时任歙州太守者，则以婺源龙尾砚作为贡品，献于元宗，“帝甚喜，擢砚工匠师李少微为砚务官”。后主李煜（公元937年～公元978年）“子承父业”，复命设置官署，统理砚务，钦定李少微为砚务官。宫廷皇室习字填词蔚然成风，街坊闾巷，仿效倡扬，一时“李廷圭墨，澄心堂纸，诸葛氏笔，龙尾歙砚”俚语，城乡流传，妇幼耳熟能详。而墨、纸、笔、砚“文房四宝”之说，从此沿袭至今。有题词为证：“龙尾砚台，扬名四方，传奇经历现邮坛；婺源石材，高寿千载，壮丽青春耀原地。”所以说，我这“龙尾砚”之名，并非始自当代，而是在朝代更迭、兵灾战乱、历经兴衰荣枯中，全凭我婺源家乡父老，鼎力扶持，打造了这一千年品牌。我的名字散发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光芒，只要提及“龙尾砚”之名，则如同经典，使听者悦耳，自然联想到这是婺源的；让识者怡然，不假思考地说是江西的。诚如此，“江西是歙砚（我的别号）的原地”似乎不应有任何怀疑，并且会得到社会的赞同和接受。

　　听罢江西婺源龙尾砚的自述，诸位有何感想，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有以下四点。

　　1.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制作技艺，即歙砚的雕刻工艺，而不是指产歙砚的产地，再说歙县与婺源县均为歙砚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认地，但在排名上总有先与后，这种自然的排列先后是无指意的。

　　2.“歙砚”与“龙尾砚”是同一物的两个称谓，产地在今江西婺源龙尾山。历代皇室、文人墨客均有诗文评述，这对今人来说只是认识而无需评说。所谓《再文》说的“中国歙砚之乡”的牌子是行业协会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超出了行业协会工作的范围，不足为证。

　　3.真正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其产地就在婺源龙尾山。因歙砚之美名，而以次冒充者，古今均有之。宋人曹继善在《辨歙砚》中对周边的祁门、歙县、宁路、徽州等所出之石均有辨解，均不能称作歙砚。

　　4.婺源不但产砚石更制砚。自古以来婺源就有婺源人制砚的记载。如早在宋代黄庭坚的《砚山行》中云“居民山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磨形如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还有元代的歙砚名家叶攘：“世居龙尾山，一切羚毛草虫莫不精工。”《婺源县志》记载清代的刻砚高手汪复庆等均是婺源人。现代婺源从事砚雕的技术人员也有千余人之多。婺源县城和各风景旅游点工艺品柜台，都有龙尾砚的身影。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出访日本，以龙尾砚为国礼。同年10月婺源龙尾砚被冠名“中国龙尾砚”在北京展出，引起轰动，大师级书画家刘海粟、吴作人、李苦禅、李可染、启功、陈叔亮等题诗题词作画，誉之为“石冠群山”、“砚国名珠”、“宝砚”。1980年《人民画报》2月号特辟专栏专题报道“龙尾砚”。《再文》怎能不顾事实把婺源说成是只产砚石而无制砚的地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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